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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07:38:51
——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二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随中国工业化进程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变动轨迹。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得与失，可以更清醒地面对现实，揭示现阶段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把一个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相互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良好态势带入21世纪。
一、巨大的变化 光辉的成就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们对中国工业化过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逐步认识和深入探索，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质的飞跃。
1.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门类齐全、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1949年，我国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 58.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仅占30%，而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仅占26.4%，表现出明显的农业国特征。从那时到现在，在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明显改观。1998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由1952年的107亿元增加到3万多亿元，现代冶金、采矿、电力等设备制造业，飞机、汽车、轮船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宇航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众多工业行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中国已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装备大型矿山、电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等重要工业领域。以1997年我国钢产量超过 1亿吨、若干工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和近年来汽车工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为标志，我国整体经济已完成初期工业化任务而进入中期工业化过程。
2.由偏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转变为三次产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为中心。1953～1978年，工业总产值以年均11.4%的速度增长，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13.8%，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年均仅增长2.7%。这一时期，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1%、5.5%，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6.1%的增长速度，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则高达11%，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1.5%，分别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4.9和5.4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关系由1952年的50.5∶20.9∶28.6转变为1978年的28.1∶48.2∶23.7。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严重重型化的倾向得以扭转，国家开始注重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大力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兼顾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1979～1998年，在第二产业增加值继续保持 11.7%的年均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8%）的同时，农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以每年5%、10.5%的速度递增，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已由改革开放前低于GDP增长0.6个百分点变为超过 0.8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
3. 由“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转变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在建国初期到1978年的26年时间里，由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过于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重要性，并使重工业发展走上“自我扩张、自我循环”的歧路。1953～1978年，重工业总产值以每年 13.8%的速度递增，而同期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9.3%。长期的“重重、轻轻”使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64.5%、35.5%变为43.1%和 56.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等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轻工业发展步伐加快，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逐渐协调稳定起来。1979～1998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6.2%，重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3.5%，轻工业比重工业快 2.7个百分点。轻重工业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43.1%、56.9%转变为1998年的49.3%和50.7%。
4.农业内部结构由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转变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间内，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种植业以外的其他农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1978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高达 80%，林、牧、渔业产值比重仅分别为3.4%、15%和1.6%。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多种经营、各业并举得到重视和支持，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总产值中牧、渔业比重显著提高。到1998年，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80.3%下降为73.1%，油料播种面积则由1978年的4.1%上升为8.3%，除棉花以外的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在农业总产值中，纯农业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为56.2%，牧业、渔业产值比重则分别由1978年的15%、1.6%上升为30.8%和9.6%。
5.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转变到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只重视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对金融保险、房地产、社会服务等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不仅不予重视，有时还严加限制。直到1978年，在第三产业中占主要成分的仍是商业和运输邮电业,分别占第三产业总量的30.9%和20.1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发布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包括农林牧渔服务、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金融保险、房地产、社会服务、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等众多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壮大起来。到1998年，商业、运输邮电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总量的比重分别下降为25.3%和19.3%，而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则分别由1978年的9%、5.7%上升为18%和6.2%。上述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表明：经过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与探索，我们已经基本上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路子。我国的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逐步走向协调。从总体上判断，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已基本改变了一个时期以来严重失调的状况并初步完成了合理化的任务，进入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
二、曲折的历史 宝贵的经验
建国5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曲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与中国工业化进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回顾总结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与经验教训，就必须结合对颇具特色的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反思。
1.工业化起步与产业结构雏形（1949～1952年）：我国工业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极低，工业生产能力很弱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及时巩固新政权，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经过三年恢复，新中国的工业化拉开了序幕。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和从业人员状况看，1952年我国农业和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仅处于从属地位，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农业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50.5%、20.9 %和 28.6%，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分别为83.5%、7.4%和9.1%。
2.工业重型化超前与产业结构失衡（1953～1978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起，中国工业化全面展开。由于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带有“强攻”和“冒进”的性质。伴随着极具特色的工业化过程，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两次大的超前转换和一次大的被动调整。
第一次大的产业结构超前转换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由于“一五”时期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急于求成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再加上党内“左”的思想影响，终于导致“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并实施。经过三年重工业强攻，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33倍，而轻工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7%,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32.8%。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由1957年的 43.3∶31.2∶25.5 变为1960年的 21.8∶26.1∶52.1，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衡。
“大跃进”期间重工业超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过快转换，给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大困难，不得不进行第一次大的结构调整。经过长达 5年的被动调整，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才得以初步扭转，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朝合理的方向发展。1965年，农轻重比例由1960年的21.8∶26.1∶52.1变为 37.3∶32.3∶30.4，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 23.4∶44.5∶32.1变为37.9∶35.1∶27。
1965～1975年的这段时间，是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为备战服务，搞“三线建设”、“大办五小”和“完整的工业省”，实际上又使在前一段有所调整和改善的产业结构重新步入“重型化”的轨道。1976～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发起了对工业化的新一轮强攻。这次“洋跃进”不仅导致产业结构的第二次超前转换，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各产业间、轻重工业间、重工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和比例关系失调，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尖锐对立，社会经济关系全面紧张。1978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由1965年的 37.3∶32.3∶30.4变为 24.8∶32.4∶42.8，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37.9∶35.1∶27变为28.1∶48.2∶23.7。在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只占43.1%，重工业占56.9%；在基建投资中，重工业占 48.7%，轻工业只占5.8%。农业、轻工业的长期落后和发展缓慢，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消费品极为匮乏，当时有70多种商品凭证供应。
3.轻工业加快发展、高加工度化与产业结构纠偏（1979～1990年）：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和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思促进了“ 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轻工业与重工业”、“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等多方面关系、比例的调整。伴随国家“轻纺工业优先”、“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逐步得到扭转，表现出轻工业加快发展、高加工度化和部分外向化的特点。从1978～1990年，轻重工业的比例由43.1∶56.9变为49.4∶50.6，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由38%下降为34.7%，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率）由-0.3%上升为 2.8%，三次产业比重分别由28.1%、48.2%、23.7%变为27%、41.6%和31.3%。
4.轻重工业关系的再次调整与国民经济外向化、市场化（1991年至今）。“六五”、“七五”时期的消费“补课”与轻工业优先发展，使我国生活资料的供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众多消费品由供不应求变为供求基本平衡，个别商品甚至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简政放权和强调地方利益，出现了加工工业过快、过乱的现象，如各地争上彩电、冰箱、录像机等生产线，展开以地区封锁、争夺资源为目的的“棉花大战”、“羊毛大战”等，不仅加剧了能源、电力、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也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大了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结构升级的难度。为进一步理顺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关系，尽快完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任务，国家在三年治理整顿工作完成以后，重又加强了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生产，同时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到1995年，轻重工业比例由1991年的48.4∶51.6变为47.3∶52.7，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 40.9%，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由1991年的 24.5∶42.1∶33.4 调整为20.5∶48.8∶30.7。
进入“九五”时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治理通货膨胀、实行经济“软着陆”政策的成功，我国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建国5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曲折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几条宝贵经验：一是工业化过程和产业结构演变有其规律性，违背规律地进行工业化“强攻”和产业结构“超前转换”都会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有被动调整和主动调整之分，只注重总量扩张而忽视对产业结构的及时微调，往往导致大的国民经济被动调整，由此带来的损失更大；三是工业化过程和产业结构演变要求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高度的计划体制难以促进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产业结构的良性化；四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应坚持全方位开放政策，不坚持对外开放并注重提高其质量，就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崭新的航程 任重而道远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已站到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在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征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几项大的矛盾与挑战。
其一是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之间存在矛盾。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就现阶段我国生产结构与自然资源结构的关系看，生产结构仍未摆脱对基础工业的过分依赖，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的产业低度化现象仍很普遍。据统计，目前我国12种重要原材料的物耗水平高出发达国家5～10倍,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平均水平高40%，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从我国生产结构与社会资源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建设资金短缺、劳动力严重过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尖锐矛盾。虽然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5万亿元，但由于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能用于重点项目建设 和技术改造上的资金仍很短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再加上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和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据测算,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为1.5亿人，城镇公有制单位的富余人员也高达3000～4000万人，1998年因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被迫进行结构调整而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已达610万人。据分析，在21世纪的前10年仍是中国劳动力增长的高峰期。
其二是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矛盾。由于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扩张，生产能力超过了正常需求,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商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在目前我国人均GDP不高情况下供大于求状况的出现,充分反映出现有产业结构的低水平、低质量已与逐渐发展变化的需求结构形成尖锐矛盾。供需结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般性商品过剩与高档商品畅销并存，大量商品房屋积压与广大工薪阶层无房缺房、居住拥挤现象并存，工农业产品相对过剩与众多第三产业行业发展滞后并存，等等。
其三是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据统计,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12.7%，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在“九五”过程中，尽管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已相当高，但国内几乎所有重要产业的主体技术都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传统产业技术较为落后的同时，我国的新兴产业尽管发展较快，但毕竟过于弱小。一方面，整个机械工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而另一方面，机械设备又是进口产品中的主项。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低下，使我们在国际贸易和竞争中处于劣势，“赔本换汇”型的出口格局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反倾销”政策的抵制。
其四是优胜劣汰、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结构重组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优胜劣汰、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结构重组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措施没有跟上，这些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结构调整办法就难以顺利推行,结果造成“夕阳产业” 难以缩减，“朝阳产业”难以培育,企业组织结构中“大而全”、“小而全”、要素缺乏流动的痼疾难以克服，将严重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
明确上述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种种矛盾和挑战，便于我们在进入21世纪门槛的关键时期，尽早考虑制定产业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展望未来，我国跨世纪的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 在对资源环境、国内外需求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变化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2 .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订要注重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和前期审议工作。产业政策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心，以技术升级为主要目标；
3 . 弱化地区和部门利益，打破地区间、行业间和所有制之间的要素流动壁垒，实现优胜劣汰和企业结构重组；
4 .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加速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着力培育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5 . 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加强“产-学-研”联合，尽快建立起一套由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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