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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8 21:09:10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化稳步推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荣，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之后，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工业积累。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产业结构深刻调整。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2%、40.7%、52.2%；就业比重分别为26.1%、27.6%、46.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5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高达85.9%，林、牧、渔业比重分别只有1.6%、11.2%、1.3%。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实施，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农业生产逐步多元化。199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渔业比重分别上升至4.3%、25.7%、5.4%。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基础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农业结构调整优化。201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54.1%，林、牧、渔业比重分别提高至4.8%、25.3%、10.7%。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落后，仅能制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处于手工作业和简单制造状况。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专项规划，工业规模由小变大，技术水平由低转高，实现了从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的变化，“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全门类的产业配套为工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比1995年提高6.9个百分点。
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比重较高。1952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和14.9%。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大量服务职能从公共部门分离出来，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带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2010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至19.7%和10.3%，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上升为14.1%和12.9%。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子商务、数据消费、现代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模式日新月异，服务业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2018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5.2%和6.9%；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8.4%；销售方式的变化带动快递业务迅猛发展，2018年完成快递业务量507亿件，比上年增长26.6%。
二、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
建国初期，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1952年，最终消费率高达78.9%，资本形成率为2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之后，“先治坡、后治窝”，投资明显加快，消费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顶峰，为8.6%；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顶峰，为48.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率为44.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8.6%。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解决温饱。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01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35.7%和41.1%。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向全面小康大步迈进。201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27.7%和30.1%；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3.0辆，比2013年增长95.3%；每百户助力车拥有量为59.2辆，增长49.9%；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49.1部，增长22.6%；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109.3台，增长55.3%；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56.4台，增长32.7%；每百户热水器拥有量为85.0台，增长32.4%。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前，由于资金和物资匮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工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显现，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2010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达56.5%。党的十八大以来，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9.0%；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造业投资比重为17.5%，比2014年提高6.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62.0%，比2012年提高0.6个百分点。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占80%以上，进口商品主要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1978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仍高达53.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贸易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2018年，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5.4%，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94.6%。贸易方式经历了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再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加工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18年又降至27.4%。一般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93.5%降至2014年的53.8%，2018年上升至57.8%。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往来更为紧密。2018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达12个，贸易伙伴达200多个，对东盟国家货物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7%，比2012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更加协调，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为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国区域政策强调平衡发展，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问题。“一五”时期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的指导方针，提出“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三线”建设时期，采取“靠山、分散、隐蔽”的工业布局原则，为内地工业化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区域政策强调效率优先，以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迅猛发展。1999年以来，区域政策再次强调平衡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建国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总的来看，当前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值为4.5，而1952年为8.1，2000年为10.8；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为0.439，而1952年为0.581，2000年为0.68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12—201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8.2%和8.5%，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年均增长7.2%和6.1%。
产业布局更加平衡。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工业布局逐渐优化。1952年，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两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别只有12.6%和13.6%；工业规模最大的上海和辽宁两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30.4%。2018年，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升至22.5%和17.8%；工业规模最大的两地区变为广东和江苏，两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3.4%，明显小于1952年最大两地区的占比，工业区域集中度明显下降。
四、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处于分割状态。改革开放后，户籍束缚逐渐松绑，城镇化开始加速，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界限被打破，带动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一些地区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力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也有效扩展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减轻了农村和农业的人口压力。同时，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三农”投入力度逐渐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逐步形成。2018年末农村公路里程达404万公里，是1978年的6.9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持续缩小，2018年为2.69，比2007年缩小0.46。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仅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为10.64%，1978年也只有17.92%，近30年的时间内仅提高7.2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2018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9.58%，提高41.6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数量从2176个增加到21297个。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16.21个百分点，缩小1.03个百分点。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一体化，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五、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所有制理论认识逐步加深，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民营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和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4.9%，但主营业务收入占26.8%，利润总额占28.0%。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120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央企业48家，3家中央企业排名前十，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我国全部上榜企业营业收入的49.1%，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企业基本上均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几乎不存在民营经济，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00%。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增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达22.1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8.3%；主营业务收入为30.6万亿元，占比达30.0%。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显，“吃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城镇居民依靠工资，农村居民依靠工分。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为93.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上升。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降至71.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升至30.8%。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财产净收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为10.3%，比2013年提高0.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比为60.6%，下降2.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1.0%，比2013年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经营净收入4.4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3%，快于人均GDP实际增速0.8个百分点。2016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62.1%，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为52.2%，提高4.7个百分点。
脱贫攻坚成效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贫困，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达7.7亿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0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2%，贫困人口降至1.7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历经数载砥砺，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迈出了坚实步伐，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1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人口降至1660万人，均降至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星期四今天抱佛脚的人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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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要自己总结啊，我是包括标点符号算进去抄了1576个字。别到时候答案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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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版。1576个字
一、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
建国初期，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促进了工业积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产业结构深刻调整。2012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改革开放前，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实施，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农业生产逐步多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基础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农业结构调整优化。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专项规划，工业规模由小变大，技术水平由低转高，实现了从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的变化。
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
二、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
建国初期，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前，由于资金和物资匮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工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显现，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贸易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贸易方式经历了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再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
三、 区域结构更加协调，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为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国区域政策强调平衡发展，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问题。1999年以来，区域政策再次强调平衡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
四、 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大，城镇化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开始加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
五、 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六、 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显，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不应该。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国家吧。
乌拉圭（人均GDP：15505美元）：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乌拉圭于民主程度、和平程度、清廉程度及电子政务方面均排列首位，并于新闻自由、中产阶级规模及富裕程度上列南美洲首位。乌拉圭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均贡献量居世界第一。在经济自由度、收入均衡、人均收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乌拉圭亦居区域第二位。在全美洲范围内，乌拉圭的人类发展指数、GDP增长、创新能力及基础设施建设居大洲第三。联合国将乌拉圭归为高收入国家（最高层级）。在电子参与程度上，乌拉圭居世界第三。乌拉圭亦为世界重要的羊毛、稻米、大豆、冷冻牛肉、麦芽和牛奶出口国。
2013年，《经济学人》将乌拉圭列为“世界年度国家”，并对其大麻生产、销售及使用合法化举措做出认同；承认同性婚姻，堕胎亦为合法。由此，乌拉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自由及社会进步的国家之一，在个人权利、宽容及包容尺度上均居世界前列。[1]
卡塔尔（人均GDP：60,732美元）：
卡塔尔是君主专制的酋长国。卡塔尔埃米尔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由阿勒萨尼家族世袭，并禁止任何政党活动。此外，卡塔尔并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卡塔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4。卡塔尔的经济成长高度依赖外国劳动力，外籍劳工占全国人口86％以及94％的劳动力。卡塔尔的劳工政策则受遭国际工会联合会批评。卡塔尔的经济成长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化石产业则自1940年代开始发展，卡塔尔为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于2012年计划在未来10年对能源产业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卡塔尔于1961年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卡塔尔虽然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类发展指数也已达“极高”水平，但仍旧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
根据卡塔尔宪法，伊斯兰教法为卡塔尔立法的主要法源，但在法实践上，卡塔尔司法体系混合了欧陆法系及伊斯兰教法，相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比较世俗。伊斯兰教法适用于家庭法、继承法及部分刑法（包括通奸、抢夺及谋杀），在部分案件中，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家庭法庭对女性证词效力仅有男性的一半。2006年引进的而编撰的家庭法允许一夫多妻。
卡塔尔法律允许女性在公众场合随意穿着，然而事实上，卡塔尔当地大部分女性通常仍旧穿着传统的黑色阿拉伯长袍，2014年卡塔尔提醒游客穿着上有部分限制，女性游客在公众场合不宜穿着紧身衣、迷你裙、无袖连衣裙、短裤等，男性游客不宜穿着短裤、汗衫。[2]
请问，你想生活在贫穷的乌拉圭，还是想生活在富裕的卡塔尔？
你把经济发展的皮挖开，里面冒出来的是三个字。
不折腾。
蒙古国，曾经叫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给它起的小名叫外蒙，位置在哪呢我就不细说了。我想用乏善可陈这个词来形容蒙古国是再合适不过了，它就像很多非洲国家一样默默无闻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要引起外界的关注除非是一些不怎么露脸的事，比如战乱或者经济崩溃啥的，最近关注新闻的同学肯定知道蒙古是后一种情况，也就是经济崩溃。
在讲蒙古国的经济崩溃之前，我还是出尔反尔地先说一下外蒙的位置吧，因为位置就像人的出身，决定了很多事情。蒙古国的位置非常尴尬，北边是俄罗斯南方地区，南边是我国的北方地区，它就这样被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三大国一北一南给彻彻底底地围在中间，最近的出海口也是我们的天津市，所以说不但海军司令永远无法上任，就连空军司令也没办法自由外出，他家的土特产牛羊肉要运往第三个国家换点外汇首先要征得这两个超级邻居点头同意，否则出都出不去，你说尴尬不尴尬，那是相当地尴尬啊！
那么蒙古国的支柱产业是什么呢，其实我刚刚已经剧透过了，那就是牛羊肉和土特产，说得专业一点就是畜牧业和采矿业。这个不用解释大家也很容易脑补，荒漠地区多矿藏草原地区多牛羊嘛，所以蒙古国的主要外汇收入就靠挖矿卖矿养羊卖羊了。说实话这种模式还不如被所有人都瞧不上的朝鲜，人家朝鲜除了卖矿还有渔业、劳务输出以及武器出口呢。那么蒙古国拿这些土特产换来的钱最后干啥用了呢？答案让人觉得很暖心，因为这些钱大部分都用来进口日用百货了，也就是我们坐火车时常听到的：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就这些东西蒙古国大部分自己都产不了，更别提电视手机和电脑了，全部都得买买买。
那么有同学肯定就要担心了，这些东西都进口那他们家的外汇收入够花吗？答案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够花有时候不够花。比如2012年之前那是绝对够花的，那个时候大宗商品的价格高而且需求量大，蒙古国过着日进斗金的日子，据说那时候外蒙首都乌兰巴托满大街的豪车和把酒言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蒙古人就产生了大跃进式的幻想，觉得自己既有欧美的先进体制，又有欧美的高收入，人口又不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那是指日可待啊。但是仅仅过去了4年，这些日用品他们又买不起了，不但买不起而且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公务员工资发不出外债欠了一大堆，商品短缺物价飞涨资本大量外逃。写此文时我打开钱包看了看自己有1000块人民币的现金，然后搜了一下人民币兑换图格里克的汇率掐指一算，这1000块钱换成蒙古国的钱居然有31万之多，于是心情顿时就好多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突然就买不起日用品了呢？在我一语道破秘密之前，先交代一件不得不交代的事，那就是蒙古国的土特产主要是向我国出口的，因为包围着他的另一个邻居俄罗斯也是靠卖土特产过日子的，对这些玩意不稀罕，卖给我们则运费低利润高，因此蒙古国的采矿业主要的投资者也是中国人，挖出来的矿产也是转手卖给中国人，收到的货款再从内蒙的二连浩特买各种锅碗瓢盆建筑材料用火车拉回去，这钱大部分又还给了中国人。说到这里你就知道蒙古国其实是一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我国的国家，这种国家就叫经济附庸国，他们的富裕与贫穷，完全跟我们对矿石的需求成正比。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石油一度都跌破了成本价，钢铁厂要么停产要么即将停产，你说蒙古国还有钱买日用品吗？
而仅仅因为外部需求的降低是不足以如此快速地导致他们没钱花的，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在2012年那个日进斗金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幻想着变成发达国家的蒙古国政府修改了关于外国人在蒙古的投资法案，这个法案是什么我们不用细究，但是产生的效果却是非常显著的，在那之后的三年内，有85%的外国投资者撤离了蒙古国，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一下那个投资法案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了。要知道在外蒙的外国投资者8成以上是中国人，显然这个法案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嘛。因为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养成了大手大脚有矿无后顾之忧的生活习惯，所以当外部投资者撤离、外部需求下降时，他们的收入在自己生产的少和外部需求也少的情况下急剧降低，入不敷出就成了现实。
假如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提出来，肯定有一些脑瓜比较灵光的同学就会说，为什么蒙古国不用自己的外汇储备呢？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制造这些日用品呢？没错，外汇储备这东西现在不用更待何时，蒙古国的管家也知道这个道理，他打开国库房门一看大吃一惊，库里只有13亿美金的储备，这能用多久？我们国内几个做电商搞房产的土豪的个人资产都比这个多10倍不止啊。再说制造，首先制造这些日用品的轻工业体系他们就压根没有搭建起来，没有搭建起来的意思是说机器设备厂房人才以及原料采购加工仓储运输这一套东西没整起来，尤其是制造业人才的缺失是个大问题，蒙古国历史上是游牧民族，这种民族的生活观念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尊空对月，让他们去生产线干活当工人，还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事，估计可以当做百年大计来抓一抓了。
这下我们算是看清楚蒙古国的情况了，收入高的时候既不懂储蓄，又不搞投资，挣多少花多少，以为生活从此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结果浪潮不是你想拒绝就能拒绝的，它不请自来，来得时候收入从浪峰被拍到了浪底，这日子嘛自然就很难过了。到这里诸位仔细回忆一下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一类人（甚至是你自己），平日里领了工资就逛淘宝下馆子换手机迅速将钱败光，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似乎相当地不错，可是一旦有个意外或失业就发现既没有存款也没有额外收入，几天之内吃饭交房租都成了问题，这外人还纳闷呢平时不是过得挺潇洒嘛怎么突然就窘迫得不成样子了？所以结论来了，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个人，单一的收入方式是很有风险的，用一个专业词汇来说那就是经济结构是很脆弱的，要及早改变这种脆弱状况。对于个人来说要存款以及理财、搞副业增加收入途径；对于国家来说也要存款，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其它产业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布局，摆脱单一经济结构模式，提高经济的稳健性。
看到别人的不幸是不是觉得我们其实还可以？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政府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努力。关于我们的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合理的问题，我又想到了被我们网友喷了好多年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们的官员考核制度，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官员的考核标准都把GDP的多少和城市面貌看得比较重，这就逼着地方官员拿钱修桥铺路搞旧城改造，同时绞尽脑汁拉投资建厂搞开发。我们批评这一切背后的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但是也不要忽略这么做的好处，那就是工业体系的建立和交通运输的便利，以此带来了就业人口增加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说到这里我觉得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假如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我猜一定是有个问题困扰着你，这个问题就是蒙古国为什么要限制我国进行投资开发？！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蒙古国对我们中国人的仇视，而这个仇视的原因又会引起更多的问题，比如外蒙是不是曾经属于我们？比如蒙古国究竟是怎么独立出去的？比如为何至今台湾不承认蒙古的独立？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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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自知乎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红州经济远远不如蓝州，而且呈现“越红越落后”的现象？ - 知乎
引述作者较多，就不一 一感谢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看相关回答。
首先，作者的问题有点倒因为果了。
从宏观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和吸引力就越大。 由于来到的低端劳动力人数远多于高端，而财政的相对富裕也容易在选举制度下吸引低端劳动力的选票的同时负担的其一定的福利增长。因此人口结构改变必然会导致税收福利政策的改变，从俗话说就是这地方就变蓝了。
如果当地的龙头企业有竞争力到能够全国甚至全球吸血，就可以把压力转嫁出去。从而越来越蓝。 加州有恃无恐也是找个道理，劳资涨价，有本事你咬我丫。用时髦的话讲，每买一个苹果手机就为奥克兰的thug贡献了一条龙虾腿。
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今天吃了龙虾腿，明天必然想嗑大麻，后天监狱里“合理的性需求”也要得到满足。 但企业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一旦企业身上的税收福利等负担超过承受能力，又转嫁不出去导致竞争力不强，企业就会搬离或者破产。
比较典型搬离的例子有康州2011年以后的衰退。 由于康州的税负过于沉重，导致通用，aetna等大公司都搬走了，于是财政瞬间赤字。 问题在于，不到破产你觉得说削减福利的政客能选上？ 到了最后就像底特律那样破产呗。
至于后来的企业，看到蓝州的样子，也不敢去啊，典型例子如：丰田美国工厂根本不敢去密歇根，都去了比较友好的红州。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Mississippi, Inc., (TMMMS) is located in Blue Springs. Vehicle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 Corolla, C-HR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Kentucky, Inc., (TMMK) is located in Georgetown. Engine manufacture – 2GR-FE and 2AR-FE. Vehicle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 Camry, Hybrid Camry, Avalon, Avalon Hybrid, Venza, and Lexus ES.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Texas, Inc (TMMTX) is located in San Antonio. Vehicle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 Tundra & Tacoma.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Indiana, Inc. (TMMI) is located in Princeton, Indiana. Vehicle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 Sequoia, Sienna, Highlander & Highlander Hybrid.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Alabama, Inc. (TMMAL), is located in Huntsville. Engine manufacture 1GR-FE, 1UR-FE and 3UR-FE. Engines mostly for TMMTX and some TMMI.
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West Virginia, Inc. (TMMWV), is located in Buffalo. Engine manufacture 2GR-FE, 2ZR-FE and 1AR-FE
简单来说，就是红州搞好经济，有了钱为了选票就发福利，结果制造龙虾党，同时吸引外州龙虾党投奔，慢慢就蓝了，然后经济走下坡路，导致破产。 龙虾党奔向下一个红州。美国这几十年基本是这个路数。要知道，1980年的的加州可是铁杆红州。现在蓝的发黑。 而德州现在富了，所以慢慢没那么红了，今后也可能变蓝。所以我们说么，历史很乏味的，一直重复自身的。
另外可以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架构层面来分析这个情况: 在以白左为代表的价值体系里并非是越红越落后，而是越落后越红。这是因为蓝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越发在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实话实说，实则沦为了白左价值观中被吸血的那一个。因此出现了贫富差距越大越蓝，贫富差距越小越红。这个不是看财富总量，而是财富分配。美国哪里贫富差距大？城市。哪里贫富差距小？乡村。所以大城市蓝的一塌糊涂；乡村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红州里的大城市，也是蓝的。）另外，少数族裔（亚裔除外）算是民主党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投蓝的，所以美墨边境和传统种植园区，也是蓝色成片。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白左价值观要壮大，就必然发展更多的供养者，随之而来的供养者的壮大，不满，会越发的让他们变红。所以很多以前的蓝，在渐渐沦为底层供养者之后，就红了。如果慷他人之楷这一特点未改变。 无论你多开放，多有知识，多精英，多广博，多伟大，最终也会被砸碎。
很多白左指责红州因为穷所以排外，实际的目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如他们在蓝州因为富所以坚守，目地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白左精英妄想借其他人的力量推行自己的制度价值观，从中产，到农场主，早晚得搞到程序员，企业家头上来，为什么美国翻红，还不是选民们感到切肤之痛了。
说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如何，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人口流入流出比例。
可以看看zillow的数据 (数据来源:Americans on the Move: 2015 Trends i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 Zillow Porchlight)
美国2015年最多人口迁入州:Most moved-to states:
Florida (红) Texas (红) Washington (蓝) North Carolina (红) Colorado (蓝) Oregon (蓝) Arizona (红) Georgia (红) South Carolina（红） Nevada(蓝)
根据大选结果来看，红蓝比例6：4，如果说FL，和NC是争议州也是5：5
最多人口迁出州:Most moved-from states:
New York (蓝) Illinois (蓝) New Jersey (蓝) Massachusetts (蓝) Pennsylvania (红/蓝) Connecticut (蓝) Maryland（蓝） Michigan (蓝) Virginia (蓝) Ohio（红/蓝）
根据大选结果看，迁出州红蓝比例2：8，而OH，PA都是争议州，按0.5算则是1:9
另外说一句，GDP总量和人口有直接关系。 如果看人均GDP，美国前三位都是红州。
那么请问，这些博爱，普世，教育溢出,素质突破天际,房价堪比天朝的人类灯塔大蓝州迁出咋那么多呢? 按理说不应该是迁入呢？
所以说，那些精英化思维的人和白左们请想好，你可以贪，可以坏，也可以善良，可以知识渊博。但在浩浩荡荡的大势面前，个人的那点善恶好怪根本无人在意，人当然可以精英化，但绝不要精英到同人民群众割裂。你可以鄙视乌合之众的智慧，但绝不可小看乌合之众的力量。
关注风云之声提升思维层次
解读科学，洞察本质
戳穿忽悠，粉碎谣言
导读
有的互利大项目，竟能迁延十年之久仍然只是做可行性分析而不能落地，归根结底就是对方要价太高，不切实际，我们怎么算都无法盈利。现在该国陷入深刻的全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一带一路应该少侈谈“战略”、空谈“友谊”，但凡不以赚钱为目的的项目构想都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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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
本来是10月12日贴出，今天重新发出。
贴出此旧文，当初直接原因是加泰罗尼亚公投引发世界瞩目和看到一些议论，一个多月来两场会议讨论，谈及资源民粹主义问题，更觉需要强调这个。我认为，我们的外宣需要理直气壮向我们自己的国民、贸易伙伴讲清楚这个问题，倘若不敢讲清楚这个问题，等于是帮助对方抬高不切实际的要价，最终害人害己。昨天讨论会上，一线企业同志谈到有的互利大项目，竟能迁延十年之久仍然只是做可行性分析而不能落地，归根结底就是对方要价太高，不切实际，我们怎么算都无法盈利。我认为，现在该国陷入深刻的全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说是咎由自取。我的主张：一带一路少侈谈“战略”、空谈“友谊”，但凡不以赚钱为目的的项目构想都是耍流氓。
本文主要论点：
要求不付出任何劳动而平白占有劳动果实，视乎要求者身份，这种资源民粹主义本质上要么是一种寄生性最强的食利主张，要么是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阶级要求。
对于资源产地而言，倘若能与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市场处于一国之内，那就堪称天赐幸运，因为这样一来该地产品就拥有相对于进口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越是规模经济突出的现代产业，越需要这样规模巨大的稳定销售市场。
青岛、顺德、合肥、珠海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海尔、海信、格力、格兰仕等家电厂商向他们半价销售电器，山西居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煤矿半价卖给他们煤炭，武汉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菜农向他们廉价销售洪山菜苔，要求石油、天然气向产地居民廉价销售又有什么光明正大符合逻辑的理由？
正是在总结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界诞生了“资源诅咒”这个术语。资源产地只有作为一个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省份，其人民才得以摆脱上述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他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经历了几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他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因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埋下了无可化解的致命缺陷，他们力图根本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却因为客观经济规律而被牢牢锁死。在更长周期内，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经济社会这些致命缺陷走向爆发。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
论述正确与否，判断预言准确与否，读者诸君可对比现实自行判断。
把这个问题的道理讲清楚，不仅仅关系到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正名，更关系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不仅仅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原则正本清源的需要。我感到澄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正是来自对外经贸、国际经济政治研究中的感受，来自某些媒体上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谬论，来自亲身接触和目睹一些本来令人尊重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
本文最初以“《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为题刊发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67辑（2015-1），略有删节，这里发出原稿全文；但我在各种场合提出要分析、讲清楚资源民粹主义问题，比这要早好几年，数年来为此陆续发表过一批文章，有数万字篇幅的理论性论文，也有比较通俗一些的版本，这篇算是半理论性半通俗读物。
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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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6月到2015年1月，国际市场油价暴跌六成，21世纪初开始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就此彻底结束。从尼日利亚、南非到巴西，从海湾石油君主国到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俄罗斯，那些在此前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享受了轻松惬意好时光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在熊市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折的夹击下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财政收入骤然萎缩，国际收支迅速恶化，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剧烈震荡，……未来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他们的日子多半还会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反思资源民粹主义之误，正当其时。
一、何谓资源民粹主义?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这种思潮是将某种自然资源视为只有产地当地居民、甚至只有产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不分青红皂白给外来投资者、劳动者和下游用户买主扣上“掠夺资源”之类唬人高帽。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对资源开发企业竭泽而渔的无度苛索被包装上“社会责任”的外衣，其经济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诸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面对飞来横财似的滚滚金钱洪流，政府常常因财政危机暂时缓解而不愿冒险触动既得利益阶层，拖延结构改革，扩大无效率支出，给经济多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巨额石油美元等资源收入提高了各个利益集团期望，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府常常扛不住利益集团压力，被迫或主动追逐短期效应，铺张浪费，利用新增资源收入无节制地扩大社会福利转移支付项目，上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见影的“政绩”，换取民意支持，即使廉洁的民选政权也无法避免上述通病，不廉洁政府就更谈不上什么坚持原则了。前印尼矿业与能源部长、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萨德利（Mohammad Sadli）曾指出：“艰难时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Bad times make for good policies，and vice versa），确实是亲身体验的总结。
就总体而言，这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分肥思潮在油气生产国/地区表现最为显著，但在其它大宗矿产资源生产国/地区同样甚嚣尘上。在此前十年煤炭、铜矿等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蒙古各派政治力量经济政策主张竞争的焦点就是比拼谁更能投合不劳而获人性弱点提出离奇不靠谱的经济决策及主张，冷静理智彻底沦为牺牲品：
2008年议会选举成为蒙古民主党和人民革命党的全民分红承诺对决，双方竞相提高承诺全民每人分红金额，致使承诺分红总额达到24—35亿美元，超过2010年蒙古财政收入总量（25.6亿美元），接近蒙古2010年GDP（62亿美元）半数。
2011年，蒙古当局决定向全民每人分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Erdenes-Tavan Tolgoi，亦称“珍宝TT公司”）股票536股，合计占总股本10%，而该矿至今仍未建成基础设施，上市一再推迟后仍遥遥无期，连合作开发的外资财团也未落实；……
有这般民众，有这般分光吃净式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无怪乎即使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资源丰富的蒙古依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进而给蒙古宏观经济稳定埋下了地雷。而在牛市繁荣期间仍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甚至财政赤字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绝不仅仅蒙古一家，巴西、南非等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都是如此。
对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蒙古当局和企业、居民的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从2012年7月塔旺陶勒盖煤田西区开发权招标结果出台后又被立马撤销，到2012年末至2013年初中铝与蒙古之间就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供货合同的纠纷，莫不如此。
在资源民粹主义泛滥之时，蒙方许多言行纯属十足笑柄，却能理直气壮在蒙古社会大行其道。2010年，蒙古1550家私营“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蒙古人999民族财团”，竞标开发64亿吨储量的塔旺陶勒盖煤田，大肆宣扬声称“不需要外国人帮助，我们就能做好这件事”；但这些在中国只能算鸡毛小店的所谓“领军企业”为此凑出的资金总额仅有100万美元，而这样一个巨型煤田开发总投资需要数十亿美元，超过蒙古当年GDP。
在国际经贸实践中，这种东道国/地区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远远不局限于蒙古一地，也不止一种形式，而是遍及亚、欧、非、拉各大洲。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世界最大初级产品进口国，中国因此而受害最深。而东道国/地区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要为其违约行为付出惨重代价。2013年中煤炭行情暴跌腰斩、铜价急剧波动之后，蒙古煤炭和铜矿因其供货方易反易覆、信誉低下而首先被中国用户大面积抛弃，蒙古方面几个月之内态度前倨后恭，不得不为重新打开中国煤炭、铜矿销售市场而奔走。在美国因“页岩革命”而大幅度减少从非洲进口原油之后，许多非洲产油国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资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冲突
资源民粹主义之误，误在其立论基础就违背事实，或失之片面，推断更悖离逻辑。特别突出的是，资源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一些“左派”或自居“左派”人士打起“反对掠夺资源”之类貌似“正义”的旗号，实际上，这种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对抗。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没有开发的资源本身不是财富，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才是财富。因为某种资源出产于某地，就将这种资源视为只有当地居民、甚至只有当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却无视和抹煞劳动者的作用，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世界上大部分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要靠非产地的投资和绝大多数来自非产地的工程师、工人劳动才能开发出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使资本等要素以合理形式参与收入分配，也需要付出资本配置研究与决策的脑力劳动；要求不付出任何劳动而平白占有劳动果实，视乎要求者身份，这种资源民粹主义本质上要么是一种寄生性最强的食利主张，要么是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阶级要求。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强大食利阶层出现都意味着社会活力窒息、公平倾覆，其破坏性随食利阶层寄生性而俱进，流氓无产阶级更是十足的破坏力量。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宣言》才明确地定性：“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其次，没有市场需求的资源不会得到开发，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还需要经过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将销售环节称为“惊险的一跃”。狭隘资源民粹主义把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产品销往其它地方说成是对销售地的恩赐，甚至把这说成是销售地对产地的掠夺，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要谋求发展，销售市场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1]二战之后，为了扶植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成为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防波堤”，美国最重要的支持措施就是对其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并推动西欧盟国也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乃得以依靠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次第实现经济起飞。中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开拓出口市场的成功是关键原因之一；也正因为销售市场至关重要，我们才高度重视、持之以恒地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正因为如此，对于资源产地而言，倘若能与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市场处于一国之内，那就堪称天赐幸运，因为这样一来该地产品就拥有相对于进口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越是规模经济突出的现代产业，越需要这样规模巨大的稳定销售市场。
在青岛、顺德、合肥这三个全世界最大家电生产基地，市民不会认为本地家电卖往外地和国外是自己遭受掠夺，本地家电卖不出去才会引起他们担忧；吐鲁番的农民不会认为内地客商来收购他们生产的葡萄干是掠夺，相反，他们忧心如焚的是内地客商因为暴恐事件而不来吐鲁番，导致吐鲁番农户葡萄干库存如山，我就看到在内地读中学的吐鲁番农家女儿也要开通微博为家里推销；……那么，把油气等资源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往其它地区消费市场如何能成为对买主的恩赐？又如何能成为买主对资源产地的掠夺？
在资源民粹主义思潮推动下，石油天然气产地居民及其民意代表常常“理直气壮”地要求向本地居民廉价供应油气，但青岛、顺德、合肥、珠海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海尔、海信、格力、格兰仕等家电厂商向他们半价销售电器，山西居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煤矿半价卖给他们煤炭，武汉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菜农向他们廉价销售洪山菜苔，要求石油、天然气向产地居民廉价销售又有什么光明正大符合逻辑的理由？某些油气生产国在国内市场廉价销售油气，实际上是一种财政补贴，这种做法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数十年来已经拖垮了印尼等国一度发达的油气产业，拖累了许多国家的财政和宏观经济稳定，即使沙特也有可能因此而于本世纪30年代末转为石油净进口国。印度、印尼、埃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改革这种变相补贴制度，或是已经完成。即使是海外那些实施这种变相补贴制度的国家，他们也是面向全国居民，而非油气生产所在的一县、一省居民。
三、初级产品行业无法自我克服悲剧命运
在国际之间，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商业秩序；在一国之内，狭隘资源民粹主义又常常会走向号召分邦裂土的分裂主义。看看苏格兰分离主义运动以独占北海石油收益为号召，看看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以独占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为旗号，看看追求独立的伊拉克库尔德区如何争夺基尔库克油田，看看2008年大选失败后玻利维亚传统利益集团如何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对发达的潘多、贝尼、圣克鲁斯、塔里哈等东部4省（号称“半月”）煽动分离主义骚乱，……看看这一切，我们就不难明白。然而，尽管“独享”自然资源收益在牛市期间更能蛊惑无知、无信、贪婪之辈，但在更高层次、更长周期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源产区而言，只有作为一个工业化大国的省份，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该地区及其居民才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
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加剧社会矛盾，等等。特别是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更多的两极分化，更多的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2006—2007年爆出的郴州窝案与当地煤炭、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全面堕落、在近年反腐败中当地官场的大面积高层次“塌方”，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即使是那些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高、品质优良、运输出口条件优越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成绩也相当糟糕，纵然能够在牛市期间过几天“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其资产泡沫、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矛盾等问题也积累得更快，最终在熊市中爆发，与熊市相互促进，把这些国家拖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泥潭之中。拉美，非洲，一战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俄罗斯帝国，……莫不如此。正是在总结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界诞生了“资源诅咒”这个术语。资源产地只有作为一个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省份，其人民才得以摆脱上述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同样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置身于煤炭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事情，为什么德国的长期发展实绩远远超越俄罗斯帝国？因为前者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大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已经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而后者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作为支柱产业。现代石油工业诞生地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潭？因为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之时，美国制造业总量已经超越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种条件下，石油资源开发的收益方才能够与制造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也正因为美国经济、美国制造业规模巨大，石油业繁荣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所谓“荷兰病”在美国从来就不曾如同荷兰发生过的那样严重。
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得以独享本地油气资源开发收益，在21世纪前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他们貌似因为无需在全苏范围内分享这项收益而受益不浅，但代价是收获了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制造业衰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矛盾等问题，更承受不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更因此孳生了某些政治能量强大的寄生性社会阶层，难以推进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其制造业衰退之严重，以至于哈萨克斯坦地方政府在筹备石油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时，连碎石厂也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2]如果说，苏联时代的中亚还有可能依托全苏市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制造业而缓解本地产业结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依靠大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应对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时至今日，作为独立的小国，中亚诸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了。在初级产品熊市期间，世人必将目睹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参考文章：梅新育：石油熊市里的中亚危机阴影）
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他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经历了几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他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因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埋下了无可化解的致命缺陷，他们力图根本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却因为客观经济规律而被牢牢锁死。在更长周期内，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经济社会这些致命缺陷走向爆发。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初稿2015.1.7，修订2015.1.14，压缩2015.1.28，仅代表个人意见）
备注：[1]正因为如此，可口可乐公司曾发出这样的豪言：即使可口可乐公司所有的工厂都在一夜之间烧成白地，只要有这块牌子，银行就会争先恐后贷款，公司还能迅速东山再起。而可口可乐品牌之所以有如此魔力，就是因为这个知名品牌代表了巨大的销售市场。
[2]据哈通社2014年11月8日电，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州长克热姆别克?阔谢尔巴耶夫在国家新闻发布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克孜勒奥尔达州石油资源将在10—15年内枯竭，该州石油储量为1.26亿吨，年开采量1000万吨，主产区库姆阔勒区原油开采也仅能维持10—15年。为此，克孜勒奥尔达州正在着手实施几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计划，如计划建设陶瓷厂、橡胶产品生产企业、诗耶勒县碎石厂、组建咸海盐业股份公司，并加快农业发展，增加栽培果树，大力促进园艺业发展。从这条新闻报道来看，碎石厂居然能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可见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工业和科技水平衰退的程度。——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网站报道链接：http://www.inform.kz/chn/article/2714742。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本文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员梅新育。文章发表于作者的微信公众号梅新育论衡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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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不会的，有个词儿叫做“历史的必然性”，现在俄罗斯搞不好经济可以说就是一个必然事件，无论执政者怎样施政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个必然性一直存在。普京接手以后俄罗斯发展的虽然也不太好，但是比前任叶利钦要好一些。
叶利钦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第一届总统。那时候苏联人因为失望果断抛弃了过去的制度拥抱了西方世界。他们不仅在体制上学习西方玩了总统联邦制，在经济领域也学习西方大搞私有化改革，走自由化经济路线，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完全相反。
叶利钦的总统总共做了8年，到他下台的时候俄罗斯的局面已经处于半失控的状态。国内治安恶化、政府腐败严重，贫富分化极大，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寡头垄断；偏远地区的自治区或共和国开始出现了想要独立建国的迹象，比如车臣共和国就是一个。
普京1999年上台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状况。
西方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的经济政策按理说都是好东西，毕竟有真实的例子摆在那儿作证，但是同样的东西搬到俄罗斯好像就不灵了，实际表现让设计者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失望。这个就是一些必然性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因素就是俄罗斯人本身的性格特点。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和强国，斯拉夫民族在沙皇的庇护下产生了大国心态，既傲慢又富有侵略性和攻击型。后来到了前苏联时期，斯拉夫人又处在高压统治之下，经历了大工厂大锅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就意味着艰苦、偷懒、腐败和低效。
这前前后后几百年折腾下来，俄罗斯人就变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既傲慢又懒惰还富有攻击性，有点“穷横”和“眼高手低”的意思。
当西方的自由经济模式用到这种人身上的时候，并没有激发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反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抓住机会变成了土豪，普通人卖掉属于自己的那份然后醉倒在雪地里。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也差不多。自由化的结果是低效和混乱，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最终是动荡甚至分裂。
面对这样的群体时，或许普京和他的幕僚们认识到了一步跨到位自家老百姓还适应不了，得先把局面控制住，然后一点一点慢慢过渡。俄罗斯人不好的习性要一点一点地改，体制和经济也需要一点一点地放开。
普京做了总统之后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他先把能源、电力、通信、媒体等最关键的部门都掌握到政府手里，然后隔三差五通知寡头们开会，告诉他们远离政治；接着对政党兼并重组，弄出了一家独大永远不会落选的“统一俄罗斯”党。
这么一整顿之后，就有一种主要的经济领域被国家控制，主要的权力被普京控制的感觉。这种操作确保了政治和经济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自由主义带来的混乱。局面被控制之后，接着继续发展经济并改善政治环境。
但是普京在位已经19年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一直没怎么变，可以出口创汇的东西依然是石油、天然气、钢材、农产品和武器。可以说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卖什么他们现在依旧卖什么。
普京避免了俄罗斯的混乱和进一步分裂，但是一直没有把经济做起来。这个也不能怪他，一个领导人能做好一方面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还有很多执政者是碌碌无为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在赚钱致富方面就是那个不求上进的德性，这个性格不改，普京有想法也带不动他们。
俄罗斯在解体之后尝试过的自由化道路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启发。咱们中国人在必然性上和俄罗斯人有一点相似：过去是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人变得懦弱和服从，后来也过了一段大锅饭的生活，人心充满了争斗和恐惧。所以急着玩自由主义也会给权势利益阶层提供机会，最终导致无法调和的两极分化。
但是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做的比俄罗斯强多了，这既是领导者的方向选的合适，也是中国人天生吃苦耐劳渴望财富的心态远远强过俄罗斯人。不过人的状态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将来我们的体制或者经济也必然会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
昨天夜里遛弯的时候，没啥事，就想了下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然后有了个大概的个人想法，以前文章里估计也提过，最近没事想起来就再说说。
中国经济结构：
1、投资消费占比失衡。
中国经济的起点是投资和消费的占比问题，投资占比过大，消费占比过低，这会加速中国对西方先进国家的追赶，但同时也会导致产能的严重过剩，一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会不断的调整这个占比，尽量达到一个相对平衡，当然目前工业化技术的提升，让资产产出能力暴涨，每个国家都会多多少少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也是尽量压低工作，不断的增加资本积累，然后扩大生产规模，然后就遇到了29年大危机，产品严重过剩，加上马克思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冲击，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造，他们没有走马克思的直接切断私有制治疗危机的办法，而是尽量的增加社会保障和收入，让这个相对过程减轻，所以现在一般发达国家的投资消费在整个经济占比都是3：7左右。
中国最近几年也通过减税等方式开始提高收入，但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税收规模和大政府模式，国家重税做工程的运作模式，决定了整个收入很难有太大幅度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然结局吧。
2、收入贫富差距大
原因敏感就不讨论了，大家自己应该都可以想到。因为贫富差距大，所以一般消费品的内需就更加的不足，很多有钱人的一般消费品早就满足了，也不可能故意吃一百个馒头一顿，这些钱就只能追逐资产，股市又不行，于是炒房就成了必然。
产生的副产品：
1、极度依赖外贸
中国这个收入占比低，那么整个中国的内需必然不可能高，这就是为啥中国反复刺激内需而没有效果的原因，因为从整个经济的收入占比就决定了你的内需是不可能强大的，再加上最近几年医疗、教育改革等，让大家不得不多攒钱应付可能出现的风险，这就进一步拉低了内需。内需既然因为收入占比和社保不足导致的不够，那就必然只能依赖外部需求。目前的一带一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拓展中国的市场，尽可能增加中国产品的销售范围，只是目前看效果不如人意。当然外贸的特点是很难有太大的自主性，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贸易战、今年的疫情，都会对外贸有强烈的冲击。
2、债务激增
收入占比低短时间不解决，一旦外贸受冲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内部用债务来平衡内需，用未来的钱来解决当下的需求不足的问题，当然未来需求不足到时候再说，眼下顾不得。这就是08年经济危机后，外贸受到冲击后，国内四万亿的起因，因为害怕出现大面积的城市失业，也没办法上山下乡，于是就债务拉的猛了一些。
3、房地产泡沫
债务就创造了无数货币，这些货币又大部分流入金领以上阶层，这些阶层也不会有啥更多的消费需求，于是只能用来炒房，于是房地产泡沫就更大。买房本身也创造了很多债务，尤其是最近六年棚改，每个月都是房地产创造一半的信贷，房地产成了货币印钞机。
当下为啥大家都对未来开始有些悲观，
1、外贸市场没有主动权
很难再有更大的扩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已经非常大，已经引发了各种贸易战，这个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增加难度大，退缩国内产能爆炸，进退不得，卡住了。
2、债务存量大
债务存量非常庞大、因为四万亿等急速上马的项目，债务质量就可能非常的差，又多又差的债务堆积，危险系数就非常大。因此这个债务增加的潜力就有限受限，当然国债还有些空间，只是目前即使发行国债拉基建，目前的民间投资跟随也很低，这么多年下来越来越低，只靠国家自己掏钱做基建拉起整个国家的经济，这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今年基建一直没有特别明确的可能原因吧。
去债务会引发债务连锁反应，引发银行危机，甚至引发房地产抛售，有可能刺破房地产泡沫。
3、房地产泡沫大
房地产到了今天的局面，拉房价加速其它可选消费崩盘，尤其是疫情打击下的消费更加脆弱。要是压房价，房地产就裁员，可能进一步恶化大家的收入预期，进一步打击大家的消费。
房地产泡沫和债务深度捆绑，一旦房价崩，很多债务抵押品就会崩，引爆债务危机。
综上所述，
当下的局面就是外需重创，内部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又连锁，动一个就全可能全爆。
当然要改变投资消费占比、贫富分化、社会保障问题那又是一个深水区的问题，短时间也指望不上。
上述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局面，确实有些骑虎难下，进退都是坑。
经济下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货币刺激GDP的效率逐渐接近边际极限，更多的货币政策逐渐不再显现出正的影响，钱逐渐更难流入缺钱的方向，刺激货币政策更多的以债务形式越来越多的反噬经济体的货币流动性，利息的下降空间逐渐被释放，意味着以后货币政策的空间和作用都在下降，仅仅靠原本相对容易的发型货币和扩大信贷来刺激经济已经不大可能抑制经济的继续下行，并在未来埋下更大的债务违约风险。货币并不是财富，经济好坏由生产、交易以及消费来描述，为了真正的抑制经济下行和寻求下一个经济上行起点，越来越多的战略层面经济政策在这几年逐渐被提出来，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增加投资刺激经济；2）以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扩张；3）以经济结构转型为代表的科技突破和劳动者生产力提升；4）近期提出的以经济内循环为代表的出清产能和刺激消费。都是应对经济下行以及寻求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宏观政策，哪一个更有机会呢？本篇文章是对近期几个核心文章思想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来分析谁更有可能成为重启经济上行的源动力。文章3500字，阅读约10分钟。
1、增长疲软的原因
经济停滞的原因如果要选一个理论描述的话，更符合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列举几个主要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等等。国内经济腾飞的几个重要节点，最少不了的就是人口和人口结构，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货币不是财富，财富是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决定了劳动人口总数和消耗人口体量，一个家庭6个人劳动1个人消耗和4个人劳动3个人消耗是不同的，经济腾飞的几个节点都是有很重要的人口红利作为支撑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对应60、70年代的婴儿潮，加入wto又有80后婴儿潮，加上我们人民吃苦耐劳的民族特性，更多的劳动人口、更廉价的酬劳、更长时间的工作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也是从低等收入跨入中等收入的重要红利来源。
中等收入一定伴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08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加快了这个过程，通胀结合资产泡沫让居民生活成本更高，对收入的要求也就越高，劳动力成本也是与日俱增，逐渐面临“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扩张性货币政策下最大的特点是用钱赚钱更快，各种利益集团争相抢夺超发的货币，劳动分配比例下降，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分化加速和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一旦向国际输出中低端产能出问题，一定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问题，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扩大内需来出清产能。
留给处理矛盾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国内人口红利即将耗尽，迫使我们对内不得不放弃买办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财富创造都源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与极长的劳动时间，利益分割也来源于劳动力溢价，人口红利耗尽必然意味着未来我们没有足够的利益分配给西方，现在已经在996的压榨剩余价值了，潜力和未来人口结构决定了这个方向走不通，经济增长依赖社会产出和消耗，持续走原本通过劳动时间来保证产出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开启下一个上行周期，只能在中低端产业迁出之前寻求更可靠的突破方向。
2、新基建怎么刺激经济？
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增加支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部门找10个人去挖一个土坑，给每人100元的报酬，在挖完以后结清了工资，那么将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商品和劳务总和的GDP指标增加了1000块，之后政府部门又找10个人去把这个坑填上，再支出1000块，结果就是地恢复到原本的情况，但GDP增加了2000块，并且失业率下降了。那么从直接利益关系来看的话，有20个人因此获得了薪资，政府支出了2000块，好像没有什么坏处。但我们换个角度，另外20人种地为市场提供粮食也赚了2000块钱，同样是赚了2000块，两批人有什么不同吗？种粮食的一批人创造了市场需要的商品，而挖坑填坑的人则没有，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极限思维考虑这个问题，市场上只剩下一个人种地和14亿人挖坑填坑，都得到一样的报酬，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延伸思考其实就是现在经济体的分配现状）。另外政府部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税收和公共资产收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比如投入很多而产出极少的项目，只会增加其负债率，大型水司楼400亿地方债务就是典型的例子，产生的收益甚至远远低于利息，更不要提本金。
一般市场会自发的去寻找赚钱的项目，增加投资和产出，比如一些新的产品出来以后，产能稀缺，预期潜力极大，大家都会去投资这个市场，直至市场饱和为止。但基建不同，以老基建为例，高铁、修路、翻新市政大多属于产出小于投入的，如年年亏损的高铁，当然你说其他的潜在收益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市场不会自发的去投资这种产出小于收益的项目，只有政府出面来干预，当然大家都比很多发达国家更早的用上了高铁，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但也有问题，比如很多面子工程和地方债务，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产生的效益极小。
回到新基建问题，涉及到基建，要么是直接收益益较低，要么是收益时间较长，新基建的目的无非还是增加投资以拉动GDP，你给只有10个人的村落跋山涉水普及上5G，不管所产生的利润如何，那也能在建设过程中刺激百万千万的GDP，问题是这次的钱谁来出，是先和老基建一样先让政府出，然后在通过税收和土地财政转移到居民头上吗？就有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还是智囊聪明啊，中国版的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即直接从社会融资来为新基建提供保障而不再是政府部门支出，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些建设的直接利益是否会大于其投资，否则你将从市场上融不来钱，几十万亿的项目没有钱的支撑是不可能推进的。
3、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是直接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中“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的后半句，我们不可能让居民的收入下降去和低收入国家抢夺低端市场，未来人口结构也是不允许的，只能去突破西方技术壁垒在高端市场分得一杯羹，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即使再多的银行、保险、能源相关的企业入选世界500强西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些企业更像是通过垄断进行市场的财富再分配，说白了是窝里横，只会给西方在舆论方面攻击我方的筹码，一旦你有几个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进入500强，他们总是会做出非常强烈的压制，因为这些企业将是西方通过技术壁垒拿走国际上最高比例的利润，工作时间相对较短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产出。
科技的突破和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旦有几项重要核心科技的突破，定会是未来重启经济上行的特制钥匙。当然现在也会面临非常不利的阻碍，一方面国内的科技投资环境持续恶化，近十年的金融行业和房地产对资源的错配，使得越来越少的钱可以真正流入到科技创新上面，人们更加愿意去赚快钱，假创新，各种画大饼的层出不穷，分走了本就不多的科技创新资金，再加上国内已经形成的买办利益链，很可能成为创新的既得利益者阻碍。经济转型和科技突破也是需要基础的，现在的传统制造业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而实体在金融房地产的掠夺下已经有些疲惫，转型中很多的资源应该用在支撑实体发展上。沉下来才能真的创新，但谁又能顶住短期利益的诱惑呢？
总结起来，人口红利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我们由于人口红利逐渐耗尽，996到007，继续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产出的边际效应也将越来越显著，同时削减闲暇福利意味着消费时间的减少，另外生活成本逐渐增加，劳动报酬要求更高，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问题将逐渐显露出来，留给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壁垒突破越来越少，新基建和老基建一样面临基建的收益问题，大规模投入而产出较小最后的成本不管谁来承担损失，都是整个经济体宏观负债率的进一步提高，不解决收益问题和可能只是一轮的社会融资，很难长久获得市场的投资，相比科技的突破是更可靠的重启经济上行的钥匙，而面临的问题也少不了，或许忘掉前十年，投资环境好一些，人们心态沉一沉会加快下一次经济重启的到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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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越来越感觉，底层的服务态度越来越差。我们在抱怨之余，其实可以发现是底层人民的工资水平和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工资水平上，基础物价攀升，但是工资还是很低。很多工作基本上是倒贴钱在干，并且很多工作不会教会你什么东西。而基本上全国适龄劳动人口里面，只有5%的人可以获得有成长性的工作，并且成长性的工作大概率和高回报的收入相重合（少数不重合的低成长性高回报的工作最后也将成为低回报的工作），所以大部分人都躺平或者抱怨社会了。
另外一方面，抖音的出现，基本上就是用推荐算法让底层人民的眼界更加狭隘了（只推荐你想看到的东西）。以前大学里面在泡图书馆的时候见到一句话，私以为觉得很好“社会是什么，社会反正不在书上报纸上媒体上，社会在男人的叹息里，在女人的眼泪里”。如今这一代95%的底层人民，被流媒体不断割韭菜 (炫富特价齐飞，逆袭认命共舞），最后就会出现心态上的炸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幸福感。而那些割韭菜的人，估计要赚了钱之后离开中国了，才能避开这些被割了之后愤怒的蚁群。
第三，物质是精神的基础。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超高的抽佣，以及底层人民超低的消费力，导致现在的外卖食物质量特别差。基本上人民的健康问题会变得特别严重。医院会大幅度创收。甚至可以预见，健康类产品还会再割一波大韭菜。类似于当年的背背佳。
至于更远的预测，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学习了。
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和升级，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提升。通过对比近十年的多方数据，从工业和上市公司两大角度切入，观察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要特点。
来自工业的观察发现，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转型升级最集中地发生在一些技术变革带来弯道超车机会的领域。过去十年，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绝大部分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大概率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以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为契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再次实现了弯道超车。此外，中国在光伏等更多领域很可能也正在取得一定优势。
来自上市公司的观察发现，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方向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生活型服务业。其中，除验证了前述对制造业方面的结论外，观察上市公司的数据还发现：一是服务领域转型的特点表现为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由收入水平提升所带来的需求自然升级，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供应机会的出现。 二是中国经济转型主要由民营企业引领，因此维持对民营企业相对有利和宽松的营商环境，中国经济转型才能够相对比较顺利地继续展开。
——高善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6月18日的CF40-NRI第十三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和中日经济” 专题讨论二“经济转型和金融稳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
图/摄图网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几点观察
文 | 高善文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长期的经济减速过程。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持续和巨大的转型压力，要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来驱动，要从相对粗放式的低端制造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高端制造。
我们将对过去十多年的数据进行基本观察，并从两个方向上评估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成效和特点。以两方面的数据样本作为观察对象：一是中国工业（以制造业为主），主要观察中国工业企业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基本成果和特点。二是上市公司，以国内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来观察制造和服务等层面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来自工业的观察
首先来看中国工业数据体现出的一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特点。从2010年-2021年的情况来看（图1），尽管人民币汇率有过一定摆动，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上维持了相对强劲的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00左右上升到超过130的水平，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处在相对明确的升值通道之中。
图1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进一步观察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图2），比如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份额和中国的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球货物出口的份额，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指标在过去十年里有所波动，但是总体都显示出，202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要远高于2010年时的水平。其中，以工业交货值为口径，2010年其所占份额不足9%，2021年份额超过12%。
图2 中国出口额、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球市场的份额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结合上述两方面数据，我想表达的是， 2010年-2020这十年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出口行业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提升。一方面，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长期升值趋势；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币出现升值，但中国仍然维持了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扩大。
从行业结构来看，这种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如何实现？可以从细分行业层面对中国出口情况进行观察，即以工业交货值为基础，观察细分行业出口交货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如果一个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作为全球竞争性行业，就可以认定其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在提升。如果该比重下降，就认定中国在这些细分行业上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如此定义指标必然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通过对后续数据的进一步处理，我们认为这些瑕疵不影响总的结论方向。
考虑到数据可比性，我们观察三个节点的数据：2012年、2015年、2019年。比较三个年份的数据（表1），可以发现中国在很多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相对有所下降，比如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甚至包括以钢铁为主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家具制造业等等；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的出口竞争力则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比如机械设备行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等。
表1 出口交货的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总结中国过去十年出口结构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绝大部分集中在一个行业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一行业出口份额的提升接近6个百分点，远超其它各行业提升份额相加的总和。用这一方法分解出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其他的指标上是否有合理的对照？可以看以下数据。
根据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可以把工业部门分成高中低三个不同组别（图3），以红色为代表的出口竞争力提升较快的高增长组，其工业增速显著快于其他组别，这种趋势在2013年之前还不显，但是在2014年、2015年以后非常明显。资本开支（图4）的增长模式与之相似，2015年以后，也就是在10年区间中的后5年，相对竞争力提升比较快的组别，其资本开支占整个工业资本开支的比重也出现非常快速的提升。2020年，高增长组资本开支占比已经超过50%，最高达到过55%的水平，而其他两个组别的占比相对呈下降趋势。
图3 出口交货值分类下的工业增速（%）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图4 出口交货值分类下的资本开支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包括盈利能力等很多指标进行观察，而所有观察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依据出口竞争力对工业进行分类后，会显示出这样的特点：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比较快的子行业在工业增加值、资本开支等层面都有更好的表现。换句话说，中国工业制造业正在经历转型和升级，而转型和升级的方向正是图3中最上方的几个行业，其中竞争力提升和转型升级最集中的领域，发生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从微观层面看，汽车制造业同样是绝对体量非常大的行业，但为什么在现有数据中，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没有出现像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那么大幅度的提升？
一个猜测性的解释是：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最突出特点，是它发生在弯道超车的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来自于这一领域出现的重要技术变革。由于重大技术变革，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企业，在该技术领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追赶表现极其明显。这种色彩在商业模式比较稳定的领域则非常不明显，比如2020年之前的汽车制造业。
2010年-2020年期间，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技术变革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对应在硬件端表现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和大规模推广，而在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之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中国以智能手机制造和相关配件的提供为基础的竞争力骤然提升。
当前展示的数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从季度数据来看，过去两年中，也许早至2020年，但大概率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以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为契机，中国在电动汽车制造业或者说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再次实现了弯道超车，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正在实现，而是很可能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达1/4左右，在全球应属最高。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条件下，新能源汽车已经完全可以和燃油车进行竞争，并且随着规模扩大和成本下降，其相对燃油车的优势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一变化也正在股票市场上得到较为明显的反应。
如果说2010年-2020年中国制造业升级和弯道超车主要发生在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电子设备制造业，那么从2020年-2023年，一个相对很重要的行业很可能是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同时，毫无疑问，通过工业数据对经济转型的观察可以得知，中国在光伏等更多领域很可能也正在取得一定优势。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观察
接下来以上市公司为基础进行观察，基本思路是对上市公司进行非常细致的行业划分（表2），可以划分出100多个细分行业。在此基础上，观察不同行业的产出增长情况，以此将行业分为高增长组，中增长组和低增长组。我们认为，高增长组基本比较好地衡量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领域以及经济的转型方向，而在低增长组中，可以观察到哪些行业正在衰落。下面先来看这种划分是否可以从其他数据上得到验证，继而回过头对行业划分进行技术性的评论。
表2 2010年至2019年申万二级行业
营业收入算术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选取申万2021年更新的134个二级行业，对每年的公司样本进行固定后，对2010年-2019年每一年的营业收入增速进行算术平均；高、中、低三组数量均为37个，共111个；其中，剔除了金融和地产、医美等（数据时间较短或行业营收规模较小）数据点。
首先，依据产出增长对行业进行划分后，高增长行业增加值的增长毫无疑问高于其他行业（图5），资本开支占比的变化（图6）也呈现同样的模式。以2015年为分水岭，高增长行业资本开支的占比在这之后大幅提升，从股票价格变化等其他层面也观察到类似的特点。
图5 不同营收增速分组的增加值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剔除金融和地产；类比工业增加值以及收入法GDP的计算方法，上市公司的增加值=营业利润+薪酬+折旧+支付的各项税费-返还的税费-所得税。薪酬数据在2012年以后可得，故观察2012年以来的变化。
图6 不同营收增速分组的资本开支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通过细分行业层面的观察，我们可以捕捉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按国民经济核算的标准划分出大类行业，可以看到，以上市公司为基础，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方向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和生活型服务业（表3）。高端制造业包含的细分类别众多，而传统制造业较过去有所下降，生活型服务业种类很多，且有所扩容。另外，一些在标准定义上属于传统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比如电池、能源金属等，实际与新能源汽车等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属于高端制造业的概念。
表3 不同营收分组内的进一步行业划分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基于上表对这些行业的划分，依然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主要集中在出现弯道超车的行业和领域，比如光学光电子、计算机设备，半导体和其他电子等，它们都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有关，又比如能源金属、乘用车电池等，这些则与新能源汽车崛起有关。
服务领域转型的特点表现为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由收入水平提升所带来的需求自然升级，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供应机会的出现。比如娱乐行业、游戏行业、影视院线、装修、个体护理、数字媒体等。
图7 不同营收增速分组的民营企业市值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
最后，在中国经济转型领域还有一个突出特点：从上市公司的数据观察，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由民营企业来引领的（图7）。民营企业在高增长行业的市值占比大概在50%-60%，在中速增长的领域占比在60%-70%，而在相对衰落的行业，民营企业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换句话说，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观察，国有企业相对集中在少数的衰落行业，而正在高速增长的行业和领域总体上都是由民营企业来主导的。合理推断，沿着这些方向，维持对民营企业相对有利和宽松的营商环境，中国经济转型才能够相对比较顺利地继续展开。
周日（8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进出口数据。海关数据告诉我们，7月份商品进出口形势一片大好，商品进出口总值3.8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6%。其中，商品出口2.24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商品进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创下2021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月增速，但进口增速仍属于近两年低位。
今年1-7月，商品进出口总值达到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出口13.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进口10.23万亿元，同比增长5.3%，商品贸易顺差31354亿元，同比增长61.3%。
进出口贸易保持出口大幅增长，顺差飞升，一方面说明中国制造颇受世界欢迎，中国产业链是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喜可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国民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国民经济的产能（供给能力）大大超过了需求，导致内需能够自我消化的产能比例越来越小，依靠外需才能消化的产能比例越来越大。
观察近几年我国商品贸易进出口差额（进出口净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我们会发现，GDP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商品进出口净额的扩大，商品进出口净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从5年前的-5%左右，逐步扩大到疫情前2019年的7.8%，疫情第一年的20.5%，2021年暂时回落到6.2%。
2022年上半年，GDP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3128亿元，商品进出口净额增加了9340亿元，商品净出口在GDP增加额中占到28.2%。超过了2020年。
宏观经济的发展，平衡非常重要。一旦经济结构失去平衡，将带来严重的恶果。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我们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被高增长速度所掩盖，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最近几年，国民经济从中高速转入中低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就在不断显露。
比如债务负担与可偿还能力的失衡，导致了局部和行业的债务危机度；比如国企和民企发展的失衡，导致了失业率的持续增加和经济活力的丧失。
最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供给和内需上。从最粗略简单的数据看，GDP代表着产能供给，出口为外需，GDP减去出口，可以视作内需。上半年我们的GDP中，大体上内需约80%，外需占20%。内需占比就比五年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
考虑到GDP中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成。那么在商品供给中，内需占比就只有6成，外需占到4成。这意味着，我们工农业每年生产的产品，自己只能消费60%左右，剩余的40%产能需要外销来实现经济循环。
国内产能增长速度一直以来快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导致我们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需，越来越远离内需。而造成供给与内需巨大矛盾的，是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偏重投资、忽略消费的经济制度。
当我们的经济结构对出口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依赖之后，一旦出口失速，将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从今年下半年来看，我们就将面临这样的风险。
一方面，去年下半年是海外需求高峰期，我们的出口去年下半年也是快速发展，去年下半年的出口同比增速都在20%以上，去年下半年的商品进出口净额达到27840亿元，比上半年增长了76%。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额也只有去年下半年的90%。
另一方面，为抑制通胀，3月份美元开始加息，7月份欧元开始加息。受加息的影响，2季度欧美经济同比增速均出现大幅回落。虽然欧美经济属于衰退还是放缓还有争论，但下半年海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求萎缩已成共识。
很显然，下半年我们的出口不可能维持如上半年一样的两位数增长。而我们的进口数量已在下降，从维持生产的角度看，进口继续萎缩的弹性远小于出口。因此不难判断，下半年的商品出口金额，定将比上半年有所萎缩。
按全年GDP3.9%的可比价增幅计算，下半年GDP现价规模需要达到67万亿左右，同比增加5.6万亿左右；下半年的商品净进口预估将从上半年的25187亿元小幅增加到3万亿左右，但对比去年下半年的27840亿元，增加额只有2200亿元，增长8%左右。商品净出口增加额仅为上半年的23%左右，仅能对新增GDP增长做出4%左右的贡献，这将导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失去有效支撑。
【作者：徐晓伟】
中阿峰会的成功召开，宣告一带一路政策第一阶段取得重大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粮食能源安全纽带。地域上来说，东南亚有粮没油，中东有油没粮，中国作为中枢调度双方需求保障自身能源安全。
过去这个作用一直由美元来承担，但是美元无限加息，特别是俄罗斯退出swift的案例宣告美元调度能力衰退后，中国加紧实施这一战略的脚步，珠海航展亮出大部分家底给了阿拉伯世界倒向中国的决心，东南亚高铁贯通后，升级中东到中国的铁路设施就成了下一步的基建目标。以高铁推动的人民币来替代以海运流通的美元，从经济和安全角度全面取代美元。
但从整体来说，就算这一战略得以成功实现，以中国庞大体量来说，人均占有的资源和粮食水平依然难以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只能部分进行。扮演枢纽角色的主力军肯定是国有企业，民营经济将部分依附于这一大流通来服务，其余部分继续执行与西方企业争夺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也就是港珠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特别是以新能源应用为导向的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在把握技术优势的同时抢占锂镍等资源，扼制西方产业的转型升级，让西方企业在生物技术和环境保护等服务型经济中内卷。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深知这一点，拜登政府意图收拢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到美国本土，重新组织整合产业链，将债务转移给欧日韩，通过重新武装这些国家，建立外围军事防线。
如果是你是大湾区经济决策层一员，当下应该要做的就是理顺产业重点。制造领域为例，这是一个属于资源密集、知识密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知识上受美国最彻底的封控，暂时处于落后，资源上美元余威犹在，资本就更不要说了，美元加息不但破坏了外贸所需的市场，还使得航运和资本借贷涨落巨大，11月外贸大幅下跌8.7%，明年的外贸形势更加严峻，传导到就业和消费的反馈也将在明年全面爆发。这个时候，保障民生的粮食加工运输业不但具备了经济价值，还凸显了双重战略意义。疫情放开后，服务于劳动密集型但转型失败的劳动者不可避免的出现外流，部分拥有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也因此在人力成本和地皮租赁上获得实惠。而资金密集型的比如房地产，如何理性回归，避免在美元震荡中成为金融黑洞，则考验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手段（实施推广银行破产？）。总之，由于与美元的脱钩势在必行，过去由于经济体制双轨运行，以及稳汇率和cpi的金融政策导致的房价泡沫肯定要回归到理性水平，以这个为基础梳理经济结构秩序越快，经济的企稳就越早实现。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内部经济结构也要实时变化，直接反馈成主权货币价值的变化，人民币既要提现对传统能源流通的控制力，也要富含人类对新能源的探索价值，如此，中华民族复兴才得以成。
